就第四点时间因素来说，时间越久，数据被删除的可能性越大。

（2）因居住条件创设的复数投票制。因为人口结构不仅复杂（如外来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存在）而且多变（因人口流动而不断变化），局部的不平等可能来不及得到解决，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格里蝾螈选区划分法。邓小平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解释说，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们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完全必需的。1942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第8条规定，乡市参议会每二十人至六十人的居民小组，得选举参议员一人，即不满五百居民的乡市，其居民小组不得少于二十人。况且，认为我们宪法应当以美国宪法中相似条款作一样的解释，这显然不是正确的，美国宪法有不同的条件和历史，更何况这样的解释是最近出现的且修正了之前认可的含义。在该案中，被告曾提出，即使选区间的人口数偏差是可以进一步缩小的，但是这种差距太小了，法院应当视为不重要的而予以支持。

[6]陕甘宁边区关于选区划分的上述规定，充分表明选举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为一人一票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示范基础。我国选举法上的人口数究竟解读为选民人数还是总人口数，亦很难从理论上作出明确的回应。不过这种法不是立法院所制定的法律，而是由地方立法机关所制定，因而不是宪法第170条所指形式意义的法律，只能算地方自治规范。

[xl]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二、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的法理基础 本文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以下三个理论维度可作支撑：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为我国规范等级体系有机组成部分 行政规范性文件之所以能够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与其在我国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我国法律体系乃统一有序的规范等级体系，从宪法到法律，再到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我国法律金字塔。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中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国发［1999］5号乃对《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条）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之具体化，因此认可二审法院关于担保合同无效的判决。

[lix]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lvii] 除了从上而下的找法，裁判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面临另外一种找法过程，即逆向找法。

再无果时，便进一步扩大到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即包含行政规范性文件。王利明负责撰写第一编民法总则部分。关于《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对民法渊源的确定和划分，及其对裁判说理的影响，可参见张红：论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33页。[xxxix]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法律秩序乃大量有效具体规范与所有部门法律之和，应是由协调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此外，无政府主义者亦反对公私法之划分。释字第216号[xlvi]进一步强调，为释示之行政命令，法官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适当之不同见解，且若法官于裁判时引用该行政命令时，当事人即得依‘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法第4条第1项第2款[xlvii]之规定申请解释。广义者，指对客观法产生决定性影响之所有因素，包括司法裁判及国民法律意识。

[xii]博登海默也认为，成为法律之命令并非均由国家立法机关直接颁布，亦可通过得到主权者授权之官方机构予以颁布。[xiii]因此，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成为创设广义法律的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认定事实之依据。

实质方面，即仅为审理案件的需要，经由法官通过找法，确认其属于最接近个案事实之规范时，方有适用的余地。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之形式要件。[v]参见注[1]，姜明安书，第174页。[xv]《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则在此基础上，在59条、61条中分别赋予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为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而发布决定和命令之职权。契约自由的公法限制，如合同不得违反行政法规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等。此类文件，行政法学界称之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认为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施法律和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行政立法以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的总称。

检索到的案例中，法院亦以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或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等代称行政规范性文件。[xxxv]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私法之公法化，已经成为现代民法发展之趋势，如所有权之公法限制、企业公共经营之公法限制、契约自由之公法限制，均为此例。{3}张红：论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理由部分和裁判依据部分都可以并且需要引用规范性文件，不同的规范性文件在民事裁判文书中归属于不同部分，便是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的区别。查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之立法目的是对《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中有关公有房屋租赁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又查《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1条，其立法依据便包括《合同法》，且房屋租赁共同居住人乃三者共同规制之事项。

[lx]程序方面，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符合法定程序。[xl]反观我国立法特色，亦可印证公私法交融的必要。狭义者，指依《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和第97条第1款规定，仅对法律适用者有约束力之法律规范。实质方面，即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得有审理案件的需要。

参见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第一层次检索要求法律事无巨细，显然于立法技术上无法实现，故而在第一层次检索无果时，可进行第二层次检索，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寻找与个案事实最接近之规范。

如果某一规范是根据作为某一法律秩序基础的宪法所规定的程序而创立，那么该规范便属于这一法律秩序。关键词:  行政规范性文件 民法渊源 公私私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实践中，相当数量民事裁判文书会援引这样一类文件作为裁判说理依据：此类文件由行政主体制定和发布，不属于《立法法》中所明确之任何法之类型，但是与行政主体行使管理职能密切相关，且会在特定范围和特定领域内影响公民之权利义务。

部分权利如准物权之渔业权、矿业权，尤其是宪法所规定之人身自由、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经由私法转化后，便同时受公私法保护、节制。[xlii]私法亦得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

[iii]参见《天津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07）第2条、《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10）第2条、《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15）第3条、《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15）第2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等。于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的缺失与补充，《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36页等。[xxxiii]博登海默也将法源应分为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正式法源以各种权威性法律文本为载体，包括宪法和法规、行政命令等。企业公共经营公法限制如国家关于环保节能的政策规定，可以决定企业经营设备的选用。

[lxi]司法机关可根据违反的不同程序及有关管理规范中的处理后果认定，只要符合可视为未发布或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便可排除其适用。我国尚未有法律明文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仅凭《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就认定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也实属牵强。

[ii]近年来国务院及其部委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出台文件中，亦明文采此种定义。即仅在应当适用之规范无法满足判决需要时，方可以适用第二层次规范。

文章来源：《法学家》2020年第1期。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民事裁判中的适用规则 明确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依据的法理基础，本部分将探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的另一基础问题，即行政规范性文件适用于民事司法，当遵循何种规则？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规则的确定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适用过程，于形式上表现为裁判者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说理依据写入裁判文书的过程。